日常生活人類學 The Anthropology of Daily Life

一個素人人類學學徒的日常觀察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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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Flavor of Locality: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Sense Standard of Oolong Tea in the Mingjian Tea District, Nantou, Taiwan

Abstract

           

Drawing from my fieldwork in the Mingjian tea district in Nantou,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pril to July in 2005,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sense standard of Oolong tea.
The last thirty years witnesses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mountain flavor”in the Taiwanese tea market.Yet, at the same time, many lowland tea districts continue to produce. My research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id a lowland tea district adopt its production to the value of “mountain flavor”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I found that the answer is tightly related to the changing sense standard. The question can only be answered by entering the producing processes of tea production.
First, in the processes of the tea production, the core techniques render the materiality of tea by controlling the uncertainty in the working place, so the tacit knowledge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Second, the commodity character of diversity is establish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 variation of flavour and taste among tea districts is emphasized as a symbol for the tea to sell in the tea market. Among different tea districts, the sensed standard is constructed by the local knowledge of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In the Mingjian tea district, the old taste was marked as “traditional,” and the new taste, the market taste.
Ironically, the rhetoric of market taste controlled by the tea merchants is now deconstructing the crafts of tea making craft in Mingjian tea district. The result of over-emphasizing the elevation will eventually erase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 of the “traditional” lowland tea district.
嘗會與風水:客家宗族共有財產的實踐與隱喻
一、前言
有關客家社會 的研究,有一種取向,是客家源流的探考,以及將宗教、家族、風俗分類討論(羅香林),此類研究,多半流於史料的堆陳與鋪敘;此外,將宗教、祖先信仰、風水等慣見的客家社區現象加以描也是論述的主流;而在人類學界,客家研究的成績,多集中在客家家族的民族誌(Cohen 1976 ;莊英章1994);近期的研究,開始以深入探討客家社會形成的社經背景,強調客家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聯屬關係(羅烈師 1997)。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指向了客家作為移民社會的本質。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非是宗族組織和這些印象中屬於「傳統」的祖先信仰、廟會、風水等「非理性」的關聯性了。
家族乃是漢人社會結構的基礎,但筆者感到興趣的是,是否有同一種客家人家族的「範式」的存在?我們是否可以把家族視為是一種物質活動的設計?客家宗族社會如何形成,倒不如問,客家社會何以要形成?又透過何種途逕達成?問完這些問題,回過頭來,我們在去問,客家的宗族研究,有沒有可能和我們用以討論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對話?
本文的目的希望藉由一些文獻、族譜資料以及民族誌累積的研究成果,來討論客家社會如何藉由漢人的親緣與地緣關係,發展出其異於現代西方理性的經濟觀點。本文同意Sahlins之「經濟乃是一種文化設計」的觀點,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經濟形態,而這乃是其文化設計對於「價值」的觀念差異所致。在我們可見的客家社會的民族誌及文獻都足以支持以上的論點。本文發現,在閩粵台的農業地區,客家社會藉由父系繼嗣,不斷地藉由祖先崇拜、廟會、風水敘述等活動的象徵與實踐強化族內的凝聚力,這使得物力、人力、財力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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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人類學筆記】日常生活,如何形成?——摘讀余舜〈身體經驗、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一個歷史研究取向的探討〉雜記
天閱讀余舜的論文〈身體經驗、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一個歷史研究取向的探討〉,本文目的在於從身體的經驗感出發,思索連結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可能。
文中舉了一個有趣的民族誌例子——古董傢俱的舒適感。
對於古董家具的稍有接觸的人會知道,傳統的老家具一般坐起來都會比現代高。那是因為古董家具比現代家具高了五公分左右,以江南家具為例,市場上所見的官帽倚、圈椅和凳子,高度都在50公分左右,而寫作用的書桌、畫桌和吃飯用的圓桌、方桌高度都在80公分以上。
這和現代的家具就有了相當的落差。
現代的人習慣的高度,辦公桌和餐桌在75公分,椅子在45公分左右,用了傳統家具便會覺得彆扭,就好像作到公車最後座,腳跟無法著地還晃來晃去那樣。
  
有人便以常識去解釋這種「不舒適」的情形:即身材和家具高度有正相關;因為家具多來自北方,所以當然也就較高。但余說,台灣人較矮的身材其實並沒有影響到傳統台灣傢俱的高度設計。
  也就是說,身材或許是考量的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現在常會強調「人體工學」,但余認為,家具的設計和身體習慣、起居方式和其它複雜的社會文化都有關係。
舒適感,並不能完全由生物性去理解,而有文化的因素在影響。
  這些家具所引發的現代人的「不適感」,其實背後大有文章。余舜說,這種舒適感和現代台灣的「家屋」的空間可能有深刻的連結。也就是說,以舒適的生活空間作為家的主要訴求,是相當晚近的現象。而老家具是否舒適的問題,是台灣中產階級將近代小家庭化後形成「家」的定義,反射於老家具舒適感的結果。


文章也提到近年來「物質文化」的探討風潮;史學方面有「以物論史」角度,從文獻入手,探查消費、印刷術、市場化等現象,在人類學界,從較大的政治經濟架構談論的,早在1986年,有Sindney Mintz的《甜味與權力》,從糖業經濟探討加勒比海地區糖業的興起,如何影響到工業化過程中的糖消費,以及糖如何成為虛榮的象徵等。
台灣坊間有藍鯨出版社fresh書系的《馬鈴薯》、《蕃茄》、《書架》等,而人類學界最有名的當屬印裔人類學家Appadurai所編的《物的社會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企圖擺脫人類學過度重試同時限的田野工作,忽略了歷史面向的缺陷。從物出發的取徑,也有助於經濟人類學解釋當代的商品、價值、消費等議題。
從這些從日常生活物件的研究取徑,在當代台灣就有好多面向可以探討:客家花布的興起,高山茶如何取得高價格的知識壟斷過程,勃肯鞋真的穿起來比較舒適嗎?
【學思‧初步思索】看見「他」,看見「自我」——人類學意識的啟蒙
了annpo寫的〈我的人類學之路的開始與心得〉,決定也來寫一篇,標題取得很複雜,簡單扼要地說,這是在說明:人類學對我的意義,是個成長歷程自我認識的結果,以及另一個認識自我旅程的開端。
  那麼,就從生命中遇到的第一個故事說起,故事的開頭是我去找鑰匙,結果卻碰到「他」……

◆從我看見「他」開始
  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還是全台灣眾多鑰匙兒童一員,整天把鑰匙用條繩子綁著,掛在脖子上,回家就可以自己開門——那時後台灣工商業正盛,許多婦女和男人一樣外出工作,已不是在家帶小孩的傳統女性了。

  有天,偏偏我的鑰匙忘了掛上脖子,下午三點放學後,只好和我哥騎著破舊的鐵馬去到樹林的工廠找媽媽。那時候家母在一家彩色筆工廠吃頭路,五點多才下班。
  我和哥哥兩人順利地騎過了機器空隆空隆作響的工業區,來到了家母工作的所在。乍然看見對面鐵工廠有個小孩,是與我相仿的年紀,被沉重的粗鐵鍊綁在鐵工廠的柱子旁,身上烏漆嬤遏ぐ瘧鈴∬,白色的眼珠瞪得老大,還不時向我和哥哥怒視。
  當時的我,不知為何,內心是懼怕的。但曾聽過家母講說他們的遭遇;被母親賣來工廠當長工,因受不了長時間的粗重工作,偷跑了。被抓回工廠後,用鐵條毒打,再綁在工廠,不給飯吃,只有少量用水。母親向我們要了衣服,說是要拿去給他們穿。
  「原來,家母要我兩找出不要的衣服,就是給這些小孩穿的啊!」
  眼前的他,原本和我一樣,在學校受著教育,過著正常的童年,卻被工廠的頭家上山用錢「買下」,當作工廠長工,不,應該說是奴隸!或五年,或十年,「價格」大概是幾萬元之類的。

  看見被鐵鍊綁著,眼神發出怒吼的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轉捩點。
  他,可以說一直住在我的腦海中,像一面待拭的鏡子,照亮我模糊的身世面目。在長大的過程中,和人的交會,自我不斷地成形。到了上研究所這幾年,我才知道,原來他還蹲在工廠的彼端,跟我泣訴世界的不公。

  我和他一開始的基礎就不一樣,我有個可以被社會接受的正當膚色,人種(漢人)也相當正確的媽媽,可以在工廠裡找到工作,像澆灌小樹一樣,慢慢扶養我長大,讓我受教育,走向大家期望的路。
  一開始,我以為我和他不一樣,到長大之後,我知道,其實在生命的底層,我有和他一樣灰暗的生命底蘊,有著對於世界的憤怒與不滿,但是這些都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被暫時馴服了——我國中畢業後,到台北一所還不錯的高中就讀,高中那年,又僥倖推甄上一所還不錯的大學——儘管唸的是人家認為沒出息的中文系,但一切的路徑似乎都指向一個光明燦爛的前程。
  但是在一直讀書讀書的過程中,不可否認,我一度忘了他的存在,很久很久的時間——大約是在國中到大學前期的這十年間。

從「他」看見我  
  從國中起,我開始喜好廣泛的文學,現代文學到古典文學都讀,印象最深的,是王維的絕句,至今尚能誦背,那時起,我給自己立下的目標是——國文老師、編輯。
高中起,我立志當一名優秀的編輯,於是加入了校刊社,自以為是文藝青年,最大的嗜好是去光華商場找舊書。那時立志成為城市白領中產的一員,買有庭院的別墅,讓父母住——當然,後來很快知道台灣的編輯不太可能。
我的內心,只想脫離新莊那個灰撲撲的工業城,想擺脫中下階層的命運。

  但是,在讀書的過程中,我這個工人家庭出身的小孩,卻不時從他人的眼光照見自己的位置:在中南部的人看來,我是台北人,但在高中接觸的台北市小孩看來,我又是落後髒亂的新莊市人;別人的父母是教師、公務員、教授、公司經理,但我的父母是工廠工人(在社會學大概還可被定義為無技術的工人),平常有時幫人刷油戚、清掃;我的母親曾在自助餐當煮飯工,曾在縣議員家幫傭,還一邊在電子工廠當女工——一些在學院光潔鮮亮的假左派號稱要關懷的對象。 

  本來安然自在的生活,在遇到他人之後,語言的腔調、家世、談吐、用錢的態度、坐姿一切都變成區分階級的符碼。
一開始,我羞愧、驚訝,到極力「改善」身上的中下階層氣味。一直到現在,是怎麼樣的態度,老實說,我也搞不清楚了。
  有人說,我是中產階級,從穿衣品味看來。我實在覺得莫名其妙,我的處境,絕大部份都還是沉浸自中下階層的處境呢!

  我甚至聽說某社會學老師住在千萬豪宅,我沒有這位老師的好家世。我家陽台看出去不是青山竸紂ぜ是很高的社區大樓。附近的河流沒有青蛙、螢火蟲,而是五顏六色的化學廢水。
  我家住新莊,而且還是環境比較糟的新莊邊陲。以至於看到「好環境」,就好像回到那個尚未全面工業化的家鄉。
  那是1995年的秋天,我進到木柵的大學。
 
從我看見我
  上了大學,搬到山明水秀的木柵,和新莊相較,此處無疑是自然天堂。我樂得浸淫其中,根本無視無父母日復一日地在工作環境惡劣的新莊工作著。整天讀著僚顱じ諺杣己成夠成名,仍是我當時的生活寫照。
  這靡爛的生活,直到被初戀女友拋棄後才醒覺。說也奇怪,戀愛和人生看來無干涉,卻在那時引導我去思考「自我」的價值。
  那時後,我發現內心的「我」浮現了,而且漸漸清楚,扮演著領導我生命的角色。於是,我開始接觸自然、文史一類的書籍,也參加團體,飄浮的生命感逐漸沉澱,一直到大三下學期的某一天,我終於碰見了我。

  那天,我偶然翻開平常根本不看的中央日報,在副刊版看到一篇文章,談的是眷村的記憶,作者是尚道明,我注意到作者名字下的身份——清大社人所碩士班學生。 
「人類學也研究這個啊?」我的心裡激起一思好奇。
從那天起,我才知道人類學不只是生物人類學,也不只是挖骨頭,也不只是印象中的原住民研究。他論文研究的對象,雖然是和我成長背景差異極大的外省族群,我卻在他的論文中,看到了對人的關懷。
對人的關懷,不應該是有分別的。

一方面,我也思索中文系教育的窒悶,決定另謀出路。那絕對不只是「找不找得到好頭路」這樣的問題,而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打算用什麼人生態度去完成人生,是賺大錢?出名?還是選擇另一種路?
在衡量過自己的資質、志向後,我選擇了繼續唸書,而我要唸的絕不會是中文,而是可以發現「我」如何和社會連結的人類學。
  但當時心裡曾經腳踏兩條船,當時的我曾經想投考T大城鄉所——當時自認為「進步」的學生都很想進到這個所,但我一看了入學試題後就放棄了,因有工科的題目,最後,我還是決定只投考清大人類所。

我開始收集書籍、資料。
當時我手邊收集到的人類學導論書籍,多出版於六十到七十年間,包括有:莊英章編的「空大版」《文化人類學》是在光華商場找到的、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是在政大書城買的,還有些Boas學派的人類學家如Ruth Benedict是在聯經找到的。我手邊另外還有李亦園、宋光宇編的類似書籍,此外,因為學校考了一科「漢人社會與文化」,所以手邊也很多李亦園、陳其南的書。
  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於Malinowski《西太平洋航行者》的kula圈交易極感興趣,也喜歡英國象徵人類學家Ma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一書對於「髒污」的討論,當然,留著一臉鬍子的美國人類學家「鮑亞士老爹」對於族群優生論的批駁,也讓我對於人類學這學科抱懷崇敬之心。
  儘管人類學十分響往,但受文學眛的腦子尚轉不過來,讀起介於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人類學,仍覺吃力。
  於是,大四那年,我投考失利,
我決定「留大五」。因為大二申請了哲學輔系,於是我技術性地留了一堂哲學系蔡美麗老師的「邀兵ふ鷭馥褐Α廖ぐ豸低郊曾那麼一堂課。其它時間,除了禮拜五、日的晚上到凌晨會去貓空打工,端茶盤,為客人介紹泡茶方法。其餘時間,基本上都是在胡亂抽讀一些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這三門學科的導論書籍,白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到總圖看書,下了課到四維堂後面打趟太極拳,吃晚餐,回到位於木新路的住所繼續唸書。
  
  該年年底,我參加所上的推甄,所得到的筆試出奇的低,因此沒被錄取。當收到成績的那天,氣得想轉考覺得更有社會實踐力的社會所,後來又是放棄,原因有二——題目看起來頗有隔閡,以及覺得「在哪跌倒,就要在哪站起來」,所以隔年又投考了人類所。
   
  九十一年的四月,我太懼怕打報榜電話,同學幫我打了,話筒的彼端,終於傳來:「恭喜您,您已經被錄取了」
  是年七月,我進入中華民國陸軍服一年八個月的預官役。

  進入人類所的我,想起進人類所的前因後果,還是常跟人家說,阿,是看到學長尚道明登在中央副刊的文章,但是,我最近覺得,小時候在鐵工場看到的「他」,其實一直出現,指引著我的人生。
  他,其實也是學長筆下的眷村阿伯、阿嬸;是路邊行乞的街友;是在辦公室被性艘擾的女性;是同性戀;是卻被台灣資本家痛打的外籍勞工;是幫傭受虐逃跑,卻被指控的外籍幫傭。
  他,是一切弱勢的縮影。
  長到這麼大,我很想跟他說:「嗨,你好嗎?很高興認識你/妳!」